命运坎坷的东京反战女性　  　
　　原清志原名原清子，1912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市郊的一个士族家庭。她不满一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。9岁时，母亲又积劳成疾，患了不治之症肺结核。她只得到舅舅家生活。15岁那年，为了帮妈妈治病，她逃学到一家医院开的商店当杂役，她拼命干活，想多挣点钱，可还没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，母亲就永远离开了她。　
　　18岁那年，清子和“筑地小剧团”（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团体）的吉原五郎结婚。丈夫是日本共产党党员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五郎到农村宣传反战，被警察发现逮捕，在狱中受尽折磨。农民们聚集起来找警察交涉，硬把他要了回来。可不久他染上肺结核，不得不住进医院，而此时清子已怀了他们的孩子。丈夫的一位同志把既无住处，又无经济来源的清子接到了家。1933年的一天，清子生下一个女孩，但仅仅两天后，那位收留她的同志便被捕并被枪杀了，罪名也是反战。清子抱着女儿，让丈夫见了一面，丈夫笑了，并为她起名叫“道子”，因为他的老家在北海道。一个月后，五郎就去世了，那年清子才21岁。
　　为了养活自己和女儿，清子进了一家进步书店当店员。店主非常关照清子母女。在这家书店，清子结识了许多进步的日本学生和反战人士，也结识了来自河南灵宝的中国留学生程明升和他的朋友们。程明升1903年3月出生， 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， 192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（后与党的关系中断），1929年11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。1932年2月回国，随后到河南焦作工学院教书，翌年夏重赴日本复学。程明升非常珍惜在早大的学习机会，留学期间没落过一节课、一次作业、一次实验、实习、考察，假期中也抓紧一切机会深入到修理厂、变电所、水电站等现场实习。他所在班的许多日本教师和同学，也从多方面给了他真挚友好的帮助，以致他的学业完成得比较顺利，电学基础比较扎实，对胜任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程明升留日的那几年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，又密谋扩大战事、妄图鲸吞整个中国的时期。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程明升，对国家民族的危亡自然不会置身事外。1931年冬，程明升与温健雄等留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，动员留学生反帝反蒋。1932年2月他回国，在北平东城参加留日同学反帝支部，任书记，组织游行、募捐、援助淞沪抗战等活动。1933年重回日本后，与雷任民、王阑西等再次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，并担任自然科学研究会负责人。程明升他们也常到书店来，并与店主和清子建立了友好联系。他们印制宣传品的蜡版、油印机都是店主和清子帮助找的，宣传品的内容有些也来自店内的《赤旗报》。在同他们的接触中，清子越来越明白了，日本军国主义在进行无耻的侵略，而丈夫和他的同志们所做的是正义的事业。她坚定了一个信念：她要为中国人民，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做一点事情。
　　共同的向往和追求，使程明升和原清子由相识到相知，他们相爱了。店主和社研会的同志们给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原清子改随夫姓叫程清子。1936年4月，程明升在早大正式毕业，获得该校理工学部“电气工学士”文凭。他拒绝了校方留用，离别清子回到了中国河南的焦作。临行前，他与清子相约：回国后只要有工作，有经济来源，必定按月给她们寄生活费，若因参加革命被捕、牺牲，清子可自择生路，不必自苦自己。在焦作，程明升在知名的中福煤矿公司担任了电气技师，不久升任为电气股主任。他如约寄钱寄信给清子母女。进入1937年后，日军在华北频繁寻衅，中日战争一触即发。原社研会仍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相约回国，一些中国学生劝清子赶快到中国去找丈夫。于是清子抓紧打点行装，于是年3月带着女儿踏上了中国国土，与程明升在焦作团聚。　　　
　　八路军游击队的敌工科科长　　
　　清子到焦作时，正是程明升重新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当口。这年的春夏之交，中共河南省工委书记刘子久秘密来到焦作，恢复了程明升中断9年的共产党党籍，并指示他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从事党的统战工作。不久，七七事变发生，焦作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发展。程明升等开始在焦作及周边县恢复、建立党的地下组织。9月，中共豫北工委（10月改为特委）在焦作成立，程明升任宣传委员（后任组织委员），并分工负责新乡及武陟一带党的工作。他知道清子曾帮日共做地下工作，对她很信任，常常交给她一些事情做。一次，中共北方局军书记、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（新乡）联络处主任朱瑞到程家来，清子向他倾吐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，愿为抗日做些工作的心愿。程明升也介绍了清子的身世。朱瑞让清子协助程明升工作。后来，清子到开封程的朋友王阑西、雷任民那儿，看到他们都在准备参加八路军，就焦急地给程明升写信，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，哪怕洗衣、做饭都行。程明升把信转给朱瑞，朱瑞便安排清子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妥手续后去延安。程明升拿着介绍信送清子赴西安，顺便带她们母女回了灵宝老家。就是这一次，清子把道子留在了程家，当时她只有四岁。可到了西安，去延安的手续没能办通，只得折回河南。朱瑞理解清子的心情，就对她说，不行，就到抗日前线——太行山去！于是，他把清子留在联络处，还让她写了一些反对日军侵略的标语。11月，经他批准，程明升和王新波介绍，清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2月，经朱瑞安排，清子到我党在山西晋城办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了宣传教员。在“华干”两个月，同学们都称清子“程先生”，她不仅每天认真教大家学说日语，而且努力跟大家学说中国话。她的人缘很好，大家都愿意和她接近，马楠、陈颀等同学更和她成了亲密无间、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当时正值隆冬，太行山非常寒冷，清子牵挂正在修武山区筹备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的程明升，特意托人给他捎去一件从日本带来的皮袄。
　　1938年2月，日军由安阳南下，继沿道清路西犯。朱瑞根据北方局的指示，与唐天际、王卓如、聂真等从焦作撤至晋城，随后带领清子、马楠、陈颀等20多位“华干”师生进入阳城，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。到了横河镇，老百姓因不明真相，大都躲到了山上。朱瑞说：“山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，没有群众的支持，我们在晋豫边就站不住脚。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搞好宣传教育，把逃走的群众请回来。”于是 20多人组成好几个小组，到处找老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清子和马楠等组成的小组，由于是女同志，比较容易接近群众，不几天就和不少老乡混熟了，逃走的群众解除了疑虑，很快回到镇里，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。3月，朱瑞离开阳城前往陵川，临别时特意送了一张照片给清子留作纪念。4月28日，唐天际、方升普、敖纪民等在济源黄楝树村正式组建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（后称支队），清子担任了政治部敌工科科长。唐司令写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八路军优待俘虏”等一些口号，让清子译成日语，再教给干部战士们，清子很认真地做着这项工作。
　　在晋豫边游击队，清子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情谊，也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考验。1938年9月18日凌晨，大股日伪军偷袭、包围了驻济源涧北一带的游击队营地。部队首长命令立即突围。清子和政治部的同志刚冲到村口，便遭到敌机枪一阵狂射。她们乘着黎明前的黑暗边打边撤。敌人追得很紧，子弹嗖嗖乱飞。清子两次快要爬上山头都又滑落下来，身边的同志也有的倒下了。她想，自己是日本人，决不能当俘虏，便咬紧牙关，拼尽最后力气爬上山头，终于突出包围，同部分同志会合。这才发现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早跑丢了，两只脚也被满山的荆棘扎得鲜血淋漓……
　　此后不久，清子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工作。1939年3月，曾任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、八路军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二大队政委的程明升在“许河事件”后也辗转来到总部，并被朱德总司令任命为总部第一兵工厂厂长。随后，清子也调到兵工厂工作，夫妻俩再次团聚。就在这一年，部队首长为清子恢复原姓并为她改了个中国化的名字原清志，从此这个名字伴随她走过了60多年。
　　当时的太行山根据地，条件异常艰苦，27岁的原清志以瘦弱的身躯转战于烽火连天的战场。1939年7月，兵工厂由榆社县搬迁至黎城县大山中的黄崖洞，并由此发展成为我军在敌后的最大兵工厂。原清志工作不怕吃苦受累，转厂不顾生命安危，赢得八路军指战员们由衷的敬佩和尊重。一次胜利的战斗之后，原清志邂逅了八路军著名将领、三八六旅旅长陈赓。陈赓听说她是从日本来中国参加抗战的，高兴地走到她面前，同她交谈，并笑着问她想要点什么战利品？原清志脱口而出：要一匹马！她知道当时部队非常缺马，许多首长也没有马骑。她认为陈赓是在跟她开玩笑，可谁知第二天一早，陈赓的警卫员真的给她牵来了一匹黄马。原清志十分珍惜这匹马，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从没让这匹马离开过她。1940年百团大战时，她得了严重的胃病，身体十分虚弱。在同日伪的周旋中，她靠着这匹马，一次次冲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。
　　延安对外广播的第一位播音员
　　1941年初春的4月，原清志和程明升双双调往延安。原清志在朱德总司令（已在1940年5月返回延安）的直接关怀下，进入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敌工部所属的日本工农学校工作。程明升则调到总参谋部三局（负责通信联络）所属的通讯材料厂任厂长兼工程师。
　　位于宝塔山下日本工农学校，是一所教育、改造日军战俘的特殊学校。校长是著名的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（冈野进），一批曾留学日本、精通日语的八路军干部担任各课教员。原清志先在这里教日语，不久就参加了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的筹备工作。
　　新华广播电台设在延安城西北38里的小山村王皮湾村。动力间、机房、播音间都分布在村对面半山上新开凿的石窑和土窑里。器材、设施都很简陋，播音间约6平方米，摆着一张像小学生课桌一样的旧桌子和一个小板凳。为了隔音，墙面用当地产的土毛毡包着，整个窑洞黑黑的，只有一点光亮从窗户照射进来。
　　原清志住在延安，每天骑着那匹黄马去王皮湾，做着开播的准备工作。她仅上过5年小学，中间多次休学，日文功底较差，日语发音也不很标准，为了完成任务，她每天抱着一本日文辞典查来查去，有时一篇稿件要查上几个小时。她还拜野坂参三等日共领导人为师，苦学标准口语发音，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日文和口语水平有了较快提高，能顺利胜任工作了。 　  1941年12月3日，29岁的原清志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对外播音。当她走进播音间，用日语播出“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……”的台号时，她非常激动。她觉得她是在用另一种形式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。她播报战局真相，播报解放区的火热斗争，也播报了许多觉醒了的被俘日军官兵写下的悔罪、自新的文字。这些发自内心的愧悔交并的文字，深深震撼了她。她哭了，听到广播的许多日本兵也哭了……原清志后来说，她当时只想用她的声音让更多的日本兵明白战争的真相，感召更多的日本兵走进反战的行列。她的心愿实现了，后来真有许多日本兵听到广播后投身到反战的斗争中。多年从事日语广播的陆汝富老先生曾说过，原清志女士在延安窑洞里传出的声音，成为当时瓦解日军的一大武器。 “她……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日本人战争的真相，哪边是真理，很有说服力。（广播使）好多人受了影响。”
　　日本军方得知延安电台用日语进行反战宣传后，开始用大功率电台发射电波进行干扰，于是原清志和他们打起了“游击战”——利用日军电台干扰的间隙进行播音。这样她就要更长时间地守候在播音间里。坐在那样一个用土毛毡包着的幽暗窑洞里，其中的孤寂和单调可想而知，可为了抗战，为了播音，原清志忍受着这一切困难。
　　原清志的日语播音持续了半年多时间。之后，她仍回到日本工农学校工作。原清志没有想到，她因此创下了中国的一个第一：中国第一个对外广播的播音员。1995年3月5日 ，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在经过缜密调查的基础上，决定将原清志的第一个播音日1941年12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开播时间，比原定的1947年9月11日整整提前了6年。
　　在延安，原清志和程明升聚少离多。原清志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工农学校，而程明升所在的通讯材料厂在盐店子，距延安约三四十里。他们虽然都没有直接上战场打击侵略者，但相互激励，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抗日做出了不俗的成绩。程明升在通讯材料厂，在物资、技术极度匮乏的条件下，充分施展所学，不仅带领干部战士克服各种困难，生产出了大批我军急需的通讯和军用电台、广播电台的发电设备和电讯器材，而且在1942 年领导设计研制成功了我军第一台小型军用通讯发电机，结束了延安手摇发电的历史。中央军委为此授予他“特等劳动英雄”称号。
原清志和程明升虽是志同道合的伴侣，但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还是在1943年分手了。后来，两人都重新组织了自己的家庭。抗战胜利后，原清志没有回国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她跟随部队南北转战，后又在大连等地参加了城市的恢复和银行接管工作。解放后，她一直在辽宁省委工作，直至从岗位上离休。而留在灵宝的道子，一直到解放初的1951年，才由程家通过已是东北电业管理局局长的程明升，送还给原清志。这对母女从此定居在辽宁沈阳。原清志和程明升虽不再是夫妻了，但她对程家养育道子14年一直心存感激，多次到河南看望程的家人，而道子跟程家的感情更深，她不仅直到现在一直姓程，而且和一起长大的程家兄弟姐妹相处甚好。她还不只一次到北京看望程明升（已在1952年冬晋京任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局长，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），程明升也多次到沈阳看望她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她们母女曾回到日本探亲，并同家乡的亲友建立了联系，但她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中国。因为她们的根在中国，原清志后来的丈夫和道子的丈夫都是中国人。
　　晚年的原清志，由于媒体的报道，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。她的跨越国界的正义，她的传奇般的人生，她为中国广播事业史书写的精彩一笔，令人们震撼、激动，油然而生敬意。人们赞扬她，敬重她，而她却不止一次地这样说，她已经是中国人了，她从来都认为当初选择来中国是她一生最好的选择，能成为一个中国人是她一生的荣幸。
　　2001年金秋十月的一天，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，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旅程，终年89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