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，至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形成高潮。焦作市也和全国一样，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，激情澎湃，经历了下乡、锻炼、返城三部曲，体验了个中的苦辣酸甜。如今40年已经过去，当年的“辉煌”仍印在一代人的心上，又定格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其得失任由史学家及后人评说。

　　历史背景

　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。其缘由大致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城镇就业压力增大，另一方面也急需发展农村经济。1955年12月，毛主席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号召。他在一篇文章的按语中说：“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当时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的，也成了“文革”时期上山下乡的一句口号和基本指导思想。1964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》草案，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，1965年中央办公厅又发布了通知。至此，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日常工作范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由于工业停顿、大学停招，积压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，这些毕业生一方面响应毛泽东的“把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到底”的号召，留在城镇；另一方面却因没有工作，成为家庭、社会的沉重负担。在这种的形势下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唯一办法。但由于“左”倾思潮的泛滥，此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并迅速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。

　　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毛主席在前一天发布的最新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，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这是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二次号召。这一指示的发表，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当晚各地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，气氛十分狂热。紧接着，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，其中主要是中学毕业生。各地在动员知青下乡的同时，狠批“读书做官论”、“下乡镀金论”、“养儿防老论”等，认为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百年大计。学生们也纷纷表示，要实现思想革命化，扎根在农村，干一辈子革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各种弊端和矛盾日渐突出，在经历了短暂的余波后，于1980年基本结束。至此，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。

　　基本概况

　　焦作市最早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5年开始的。从1965年到1981年，全市共动员组织和安置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员29649名。仅1968年到1979年焦作市就有下乡知青23000余人。基本情况大致如下：

　　1.组织机构方面。焦作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非常重视的。为了动员和组织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，1964年11月建立了焦作市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，1967年11月更名为焦作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。1968年，焦作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一名副主任、两名常委和委员组成的毕业生分配安置领导小组，史尚华同志任组长；8月改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。各区、公社、街道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相应了机构，配备了干部，具体负责宣传发动、政治思想教育、收集情况、掌握进度、与社队联系、办理有关手续和组织训练、欢送安置等项工作。1972年11月16日成立了中共焦作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，安华同志任组长，编制20人，下设办公室。

　　1968年8月28日，焦作市革委召开应届毕业生知识青年分配安置工作会议，对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通过宣传发动，9月8日，焦作市动员组织和欢送首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同年10月8日和12月17日又组织和欢送了两批。至此，1966年、1967年、1968年三届初、高中毕业生除回乡及分配工作的以外，全部到农村安家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此后，焦作市的各级党政领导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，纳入议事日程，定期研究部署，定期检查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同时，大搞群众舆论，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为反修防修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，从而形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。当时，一方面宣传攻势猛烈，学校、单位、社会、农村、部队坚决贯彻毛主席最高指示，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，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哓；另一方面，刚刚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热潮，广大红卫兵对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响应，纷纷写申请、表决心，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安家落户；其家长也在单位和街道的宣传教育下，支持子女到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。市建一公司钢筋组组长彭殿荣有6个孩子，1971年两个孩子下乡，1975年又送两个孩子下乡。焦作市在1968年的三批下乡欢送活动中，都是组织十几万人夹道欢送，锣鼓喧天，彩旗飞舞。市革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常委、驻军首长等几十人，专程陪送到各安置点。各安置点从县到乡也组织了欢迎会，并要求凡接收下乡青年任务的社队（场）要认识到任务光荣而艰巨，从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做好食宿安排；各地都派人参加青年队，知青到队要组织盛大欢迎会；要建立由社队干部、贫下中农、知识青年参加的三结合式领导班子，做好经常性的培养教育工作。为了负责到底，还派市安置落实检查小组，分赴各安置县的大小队检查落实安置情况，征求贫下中农和下乡青年对改进安置工作的意见。

　　为了落实毛主席的“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乡劳动”的指示，给干部提供锻炼改造、重新学习的机会，同时协助社队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领导，组织知识青年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焦作市先后组织了10批826名国家干部到农村去带领下乡知识青年，时称“带队干部”。这些带队干部分布在全市5县43个公社120个大队和知青农场以及市郊8个公社82个大队和18个青年农场，他们协助社队在政治上、生活上关心下乡知青，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及时解决下乡知青的困难和问题，做到了下乡知青在政治上有人抓、生产上有人教、生活上有人管，被誉为“贫下中农的好帮手，下乡知青的知心人”。

　　２.相关政策。1968年的有关文件规定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象是16周岁以上的城市户口的高中毕业生，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和严重慢性病，能从事农业体力劳动者；未升入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及中途退学者；16周岁至20周岁的无正式职业的社会青年。后又改为年满16至26周岁，但很快这一规定便发生了变化。1968年12月17日下乡的知青中，便有仅上了几个月高中就算作毕业生的。规定中还明确了免下缓下政策：身体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；独生子女；有子女身边只准留一个子女；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作动员。免下人员要有本人申请，班级同学评议，征求家长所在单位意见，张榜公示。学校将单位和同学评议意见，报市革委会知青办公室核准发证，不准在往届应下的城镇知青中招工、招生、征兵。要及时办好下乡交接名册、档案、现实表现，户粮关系转移证及各种票证。对那些中途退学，自行留校，转学不到，休学不复的中学生，认真进行清查登记，将名单转至各家长所在单位，各单位一律不得私招乱雇。1975年又对1972年以后为逃避下乡中途退学的一律动员下乡。进了工厂的，不论是合同工、临时工、正式工，统统清退，动员下乡。各单位要通过三查，即查调入介绍信、领工资名单及户口年龄，严把下乡、留城关。

　　下乡人员的口粮标准，一律按每人每月45斤贸易粮计算，第一个月由动员单位发，第二个月由安置地区解决，余粮队由队解决到明年麦收，缺粮队由国家供应。补助布票15尺，蚊账布等8尺，棉花3市斤。1973年规定了新的下乡补助标准：跨地区每人补安家费510元，本地补490元，到国营农场补400元。具体办：建房补200元，购买砖瓦、木材等基材；生活补200元，农具、学习材料、医疗补助、旅运费每人补100元，其他15元；建房按人均8至10平方米，木材0.3立方米，布票15尺，棉花3斤。1974年，又对建房补助费、生活、被服用品、医疗、学习、小件农具、炊具、车旅费等作了进一步规定，其中医疗补助费平均每人10元，用于缴纳前三年的合作医疗费。市委副书记唐纪在1973年的下乡动员会上强调，知青下去要吃有粮、住有房、睡有床。

　　３.安置形式及生产生活方式。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采取的安置形式大致有３种，即建立国家干部带队、当地老农、下乡知青三结合的青年队；青年小组集体插队；返乡和投亲靠友，后又增加安置到农场的形式。带队干部占下乡青年的6％。1973年参照外地经验，建立了新的安置形式，按系统办青年农场和青年队。这种安置形式的好处是，第一，各单位便于动员发动工作；第二，下去后便于领导和教育；第三，现有农场和青年队有生产基础；第四，有利于工业支援农业，工农业互相促进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。当时的主要知青点有：矿务局三个农场接纳本系统；平光、中州等厂矿办为重工系统；商业干校为财贸系统；原亮马畜牧厂为建工和交通战线；五七干校为文教卫生系统；原矿院、轻工各为原系统；武钢粘土矿、市硫磺矿在龙洞公社选点办青年队；市直机关充实焦南、墙南青年队等原有青年基点；三个城区等单位下乡，除归各战线安排外，其余充实其他青年队。知青场、队所占土地的公余粮及其他农业税，财政部门予以冲销，不交税，不上交利润，不担负农产品统购、派购任务，尽快转为集体所有制企业。但不论何种安置方式，一律将户粮关系转入驻地，落户农村。

　　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主要活动就是参加农业生产，一些青年队和农场还组织青年结合当时政治形式进行宣传活动。而那些插队和返乡的青年基本上终日为满足生活必需而劳作。青年队和农场的农业生产比较正规。除老农指导农活，带队干部除进行负责青年的生产、生活、思想管理外，还利用在市里的各种关系，联系农闲时到企业打零工，赚取现金补贴生活，每人每月还有10元左右的零用钱。青年们干劲十足，自力更生，脱坯盖房，投入生产。几年下来，很多人成了庄稼能手，住在自建的简陋住房中，实现了生活自足。同时还不忘关心政治，积极参与当时的学毛选活动，带头学习和宣传。大家基本上就是挣工分吃饭。当时的工分值很低，一分也就几分钱。青年队和农场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伙房，由青年轮流作饭。那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，经过锻炼，也能将就着做些面条、糊涂粥之类的饭菜，基本温饱自足。插队落户的青年生活差些，在条件不好的队经常发生干一年还得由家里倒贴的现象。许多人小小年纪便要经受磨难，承担起生活的重担。由于1966年、1967年、1968年三届学生基本安置完毕，为了维护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进行，一律不准直接从城市招工。但城市发展又急需人力，因此从1970年起，下乡知青中开始有人陆续招工、招生和参军。如此有上有下，循环往复，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1980年基本停止。1981年焦作市仍有少量学生下乡，但仅在农村待了半年时间便回城了。

　　几点思考

　　”文化大革命”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强调自愿原则，组织比较严密，社会影响不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成了全民总动员，一批批的毕业生被送到农村，然后又从农村一批批地将知青招回城，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社会力量。这其中有利有弊：１.在“文革”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大批城市知青上山下乡，缓解了就业压力，积累了三届的毕业学生下放到农村，也算是一种较妥当的安置方式。2.稳定了社会秩序，一度震撼全国，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，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只会卷进更深的派性斗争中，当时一部分学生热衷运动，一部分学生无所事事，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下乡，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，促进安定团结的作用。3.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作为“文革”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耽误了整整的一代人，使国家在发展时期出现了知识人才断层，但当年下乡的知青们历经磨难，也成长为坚韧、顽强的一代人。4.在知青下乡的管理中，有许多不完善和疏漏，给部分知青造成了身心伤害。其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对知青的政治学习、培养使用不够重视；第二，有些知青的吃粮问题解决的不好，出现生活问题；第三，个别生产队不能做到同工同酬；第四，个别地方挪用安置经费，动用木材，没有解决知青的住房问题；第五，有些知青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，档案馆保存有女知青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；第六，迫害下乡青年，档案馆保存有女知青在乡下遭污辱等材料；第七，地方存在招工开后门的现象，有个别农民顶替知青指标招工回城，造成不好影响。